1935年1月，贵州遵义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，博古把自己保管的中央印鉴交了出去。这个细节并不轰轰烈烈，却常被忽略。对一名刚刚失去中央领导职务的人来说，交印意味着接受组织决定，也意味着不把个人情绪置于革命大局之上。 后来，博古的女儿秦摩亚谈到这段往事时，曾为父亲辩解：“父亲没有反对过毛主席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很重，因为在许多叙述里，博古往往被简单归入毛泽东的对立面。可把几件关键事情放在一起看，情况并没有那么单一。 博古当然不是没有责任。他在中央苏区后期主持中央工作期间，对军事形势的判断存在明显局限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也与当时实行的军事指导方针密切相关。但政策上的错误、工作上的分歧，和刻意排斥毛泽东，并不能直接画上等号。 1931年11月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，主席人选曾有多种考虑。毛泽东、项英、张国焘、张闻天等人都在讨论范围内，最终毛泽东当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，项英、张国焘任副主席。 这一安排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人恩惠，却至少说明，当时中央认可毛泽东在苏区创建根据地、领导红军和开展政权建设方面的地位。秦摩亚认为，博古对此起到了积极作用，体现出他对毛泽东革命实践的尊重。 真正引发争议的，是1932年的宁都会议。当时，苏区中央局批评毛泽东的作战方针，认为红军应当采取更积极的进攻行动，并决定让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领导岗位，转到政府方面工作。 宁都会议的处理，确实使毛泽东暂时离开了红军指挥岗位。但这项决定并不能全部归结到博古头上。上海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后来复电，认为可以讨论军事路线，却不赞成把毛泽东调离军队，强调应当用同志式态度争取其赞成新的作战方针。 当时，博古是上海临时中央的重要负责人之一。秦摩亚据此指出，所谓“博古坚持让毛泽东离开红军”的说法，缺少足够依据。至少从相关意见看，博古并非不知道毛泽东的军事才能，也没有主张彻底排斥他。 有意思的是，1933年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取得胜利后，博古在总结中提到，如果朱德、毛泽东过去形成的游击战经验能够更充分地配合作战，战果或许还会扩大。这句话很朴素，却说明他并没有把“朱毛经验”一概否定。 1934年1月，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。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，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。秦摩亚提出疑问：如果博古真把毛泽东视为必须排除的对手，他为何还能够保留这一政治地位？ 这个问题未必能解释全部复杂关系，却能提醒人们，党内政治并不是非黑即白。路线争执存在，职务调整存在，但并不等于每个参与者都在进行个人斗争。 长征出发前，毛泽东曾表示希望留在中央苏区，坚持游击战争。关于这件事，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是博古不愿让他同行，周恩来出面争取后才改变决定。秦摩亚则认为，实际情况恰好相反，是博古和周恩来商量后，劝毛泽东随中央红军一同行动。 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替谁争一句高下，而在于它显示出博古当时的考虑：中央红军转移关系重大，毛泽东不能被完全排除在中央队伍之外。事实证明，毛泽东随军长征，为后来重新进入军事领导核心留下了条件。 遵义会议后，博古的态度也颇值得注意。会议对中央领导作了调整，张闻天在事实上承担了更多领导职责，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。博古情绪低落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据刘英回忆，他没有拒绝交出中央印鉴。 有人劝他不要交权，博古却表示，组织作出的决定应当服从。这里没有慷慨激昂的表态，只有一个政治干部在挫折面前的选择。对当时的中央来说，这种服从避免了新的争执，也使遵义会议形成的领导调整得以落实。 红军会师后，张国焘逐渐表现出另立中央、与党中央分庭抗礼的倾向。在这一关键关口，博古站在了维护中央统一的一边，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提出批评。若说他始终把毛泽东视为死敌，这一立场显然难以解释。 延安整风期间，围绕博古历史作用的批评并不少。秦摩亚后来转述，父亲心中有两条底线：朱德、毛泽东是红军的缔造者，是革命的重要旗帜；共产国际也曾要求他同毛泽东团结。因此，他不会把反对毛泽东个人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。 这并不意味着博古在重大决策上没有失误，也不意味着毛泽东与博古之间从未发生过分歧。真正需要分清的是，错误路线的责任、领导方法的缺陷，与个人之间的恶意对立，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。把复杂历史压缩成“博古反毛”，或许便于叙述，却未必符合那些具体而沉重的细节。 特别
